此后出现了三年停滞时期，实际上是恢复了计划经济，一直到1992年。

正因为如此，面对实现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旧常态下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仍然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才对稳增长的政策选择仍然只是微刺激。即便许多人都强调当下改革的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应当是对草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的改革也要紧紧依靠人民。

基于新常态的认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可接受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急功近利地将GDP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直接目标，意味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这一论断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时光流逝和经济过渡到新常态而过时，相反，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更凸显了该论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的，若未来实现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7%，2020年和2049年的中国人均GDP将分别达到10834美元和77077美元。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稳增长中，应当确立总供给政策与总需求政策的主从关系。要注重拿捏好总需求管理的度和结构。

在主观目标上，虽然政府不再唯GDP论英雄，但适度经济增长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今天，我想就李嘉诚抛售物业背后的商业逻辑，以及李嘉诚的排兵布阵和战略转移，和国内的企业家谈谈，我们该如何向这位首富李嘉诚学习，这些文字都收录在我七月出版的书《郎咸平说：萧条下的希望》中，有兴趣进一步深入了解的读者不妨加以关注。

针对李嘉诚保守的性格，和他为什么决定投资到英国，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分析。最后，一个买家来了——1999年德国曼内斯曼钢铁公司看上了它，最后花1180亿港币买下来。所以作为一个保守的只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李嘉诚一定会把它一脚踢开。这是一个办公楼，2012年开始招租，最初预计租金每平方米每天能够收15~20元，可问题是附近的顶级写字楼金茂大厦也不过收9元而已。

我认为他这些投资一定是因为投资金额很低，因而回报率自然提高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些都是人口因素。

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人的城镇化可以带来总体上的改革收益。从过去这些年发生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2004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劳动力短缺。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政策。人的城镇化即通过改革转方式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改革红利，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也有助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

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速，原因是什么?过去30多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到今天我们还知道，招工难一直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这是2004年到今天为止，而且工资不断上涨。尽管不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其实也是一种改革的红利。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顶峰，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是绝对的减少，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这两个转折点合起来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有无限的供给劳动力，也不再有资本报酬递增的现象。

在十二五规划期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我们真实的增长率大约也是10%。但是60%、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那么它跟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是当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且负担越来越轻的情况下，其实有利于我们更多的经济增长剩余转化成积累、储蓄，从而投资，这是一个原因。

再有一个是生产率，如果劳动力转移速度没有那么快，和发达国家距离缩小了，继续提高的空间也在缩小，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合并到一个增长的账户都会得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显著下降。消费需求比较稳定，这一部分成为我们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一方面稳定住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可以从需求方保证今后的经济增长根本持续，宏观经济更加稳定。

我们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我们利用改革收益分摊改革成本，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在这里我的意思。另一个关系是，如果劳动力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你的资本不断投入，就不会遇到递减的现象。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因素，投资回报率，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以后，真实世界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显著下降了，过去这些年非常明显。同时进一步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要基于生产力，同时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入学水平，适度的调整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2012、2013年和今年的状况，过去是7.7%，今年是7.5%，大体和我们的预测一致。（本文系根据作者在8月31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

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大概降到6.2%。过去这几年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越来越快。

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新的改革方式，老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这个改进收益很明显，让一拨人获益而没有受损，这种改进好，大家欢迎。这两个因素可以实现高准确率、高基准率以及资本报酬较高，这两个因素支撑了过去30多年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

二是2010年出现了显著性的转折。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现在已经是53%、54%，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也有35%、36%，这两者之间的差其实就是农民工。

我们推进人的城镇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收益。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劳动的参与率。农民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的提供但是60%、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那么它跟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是当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且负担越来越轻的情况下，其实有利于我们更多的经济增长剩余转化成积累、储蓄，从而投资，这是一个原因。

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到今天我们还知道，招工难一直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这是2004年到今天为止，而且工资不断上涨。2012、2013年和今年的状况，过去是7.7%，今年是7.5%，大体和我们的预测一致。

人的城镇化即通过改革转方式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改革红利，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也有助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消费需求比较稳定，这一部分成为我们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一方面稳定住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可以从需求方保证今后的经济增长根本持续，宏观经济更加稳定。

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现在已经是53%、54%，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也有35%、36%，这两者之间的差其实就是农民工。另一个关系是，如果劳动力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你的资本不断投入，就不会遇到递减的现象。

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到劳动力短缺的制约因素，投资回报率，就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以后，真实世界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显著下降了，过去这些年非常明显。过去这几年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越来越快。从过去这些年发生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2004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劳动力短缺。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顶峰，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是绝对的减少，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这两个转折点合起来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有无限的供给劳动力，也不再有资本报酬递增的现象。

在十二五规划期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我们真实的增长率大约也是10%。尽管不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其实也是一种改革的红利。

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政策。我们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我们利用改革收益分摊改革成本，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在这里我的意思。

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人的城镇化可以带来总体上的改革收益。这两个因素可以实现高准确率、高基准率以及资本报酬较高，这两个因素支撑了过去30多年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